光刻机之战 2(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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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光刻机之战》发表后，得到超过60家科技和财经类公众号转载，全网阅读更是超过百万。“光刻机”这个对大众奇怪又陌生的词，通过贸易战和华为事件被放大了很多倍，让大家知道了中国制造最大的短板是什么。

在知乎上，出现了氢弹和光刻机做哪个更难的热烈讨论。

也有读者问，凭举国之力，我们是不是花十年可以做出先进光刻机来呢？

为什么一台最新的光刻机可以卖到超过一亿美金？

一、

我很有幸得到荷兰作者René Raaijmakers的支持，协助翻译一本讲述光刻机霸主ASML(阿斯麦)发展史的书：《ASML's Architects》。

作者René酝酿这本书超过十五年，而写作花了整整七年。

为什么写此书这么费时间呢？因为没有类似的书可以抄，ASML一直是个低调不爱宣传的公司。

全书翻译成中文约五十万字，和字典一样厚，每个事件都来自于当事人访谈和企业文档。所以95%以上的内容，对中国读者来说都是从没听过的新鲜内容。

René最终给出了问题的答案，那些了不起的人们才是光刻领域的贡献者，我们最应该歌颂的是勇于挑战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。

让我感到羞愧的是，我在之前文章中把所有成就都简单归功于公司头上。

接下来聊几个书中小花絮。

二、

飞利浦和ASM合资时还是挺欺负人的。

ASM老板Arthur del Prado出生于当时还是荷兰殖民地的印尼，父亲有犹太血统。二战时十来岁的他被关到印尼的集中营，还好这不是纳粹管理的那种。

早期飞利浦研发半导体的负责人Hajo Meyer更是传奇，作为犹太人被从荷兰赶到奥斯维辛集中营，因为德国人需要他维修机械逃过一劫。第二次逃过毒气室是趁苏军到来被赶到河边逃生。他回忆说，那次差点变成化肥或者鞋油。

战后的规矩是难民各回原籍，像铅笔一样瘦的Meyer步行从波兰走回荷兰，然后去上大学学习。